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技术模式、治理结构和长效机制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是推动生态保护、资源高效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其核心是通过种养互促、资源闭环和生态友好型管理，提升现代社会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效能。随着农业政策和技术条件的不断变化，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发展面临技术整合难、组织协作效率低、制度支持不完善等问题，限制了其大规模、系统化推广。推动绿色种养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广，需要系统梳理关键技术路径、多方参与机制和制度保障。通过优化种养结合的技术、建立多方协作机制、完善政策激励和风险分担制度，提升其规范化运行水平，为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现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协调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农业向绿色高质量发展迈进。

一、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典型技术模式分析

在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被广泛认为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其核心在于构建农业内部“物质—能量”循环系统，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压力的有效缓解。根据《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到2030年我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将超过85%，秸秆综合利用率将保持在88%以上。

从系统代谢视角出发，我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技术路径主要分为两类典型模式，分别由种植业和养殖业主导。一类是“种→养→还田”路径。该路径由种植业引导，通过将作物副产物如秸秆、秧草等作为饲料资源用于养殖，再将粪污经厌氧发酵、堆肥等方式处理后还田，形成农业内部物质闭环。这种模式不仅能实现废弃物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能降低环境负荷、增强系统稳定性，是典型的农业生态系统闭环管理实践路径。另一类是“养→种→处理”路径。该路径以养殖业为主，通过建设粪污处理设施实现畜禽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产出物再用于种植环节，构成资源再投入的逆向循环。这一模式有助于减少化肥使用、控制秸秆焚烧，是支撑“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农业实践路径。

发展绿色种养循环，技术支撑是关键。粪污的资源化利用是基础，广泛应用的技术包括沼气发酵、固液分离、堆肥处理等，目标是提高转化效率和资源回收率。同时，农田养分精准管理技术可通过科学种养配比、轮作制度和基于土壤监测的施肥策略，有效提升投入品使用效率，避免环境污染。智能生态监测系统的引入也增强了种养过程的动态监控和精细化管理，借助物联网、遥感、大数据等技术，可实现对土壤、水质、粪污排放等指标的实时监测，为科学施肥和养殖密度控制提供决策依据。

在浙江省嘉兴市，通过建设数字农业信息平台，实现了粪污处理与农田施肥需求的精准匹配，推动了粪肥调配的智能调度和全过程追溯管理。该案例展示了技术集成在绿色农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也反映出地方在推进农业信息化、资源循环化与生态友好化方面的探索成效，具有重要的参考与推广价值。

二、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多元协同治理结构与组织模式演进

除技术集成外，组织方式与制度治理结构对绿色种养的可持续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绿色种养实践涉及多类主体，包括小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地方政府及第三方技术与服务机构，形成高度复杂的参与结构。由于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运行机制高度依赖多元化利益主体的系统性协作格局，其治理结构要求建立跨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突破了传统农业中以家庭农户为单元的松散组织形式，以实现技术、资源、信息与收益的有效整合。

（一）多元主体协作构成治理基本单元

在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的空间异质性、技术链条的耦合复杂性与治理目标的多维属性，单一主体难以实现农业系统的高效运转与生态功能的有效释放。因此，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结构非常必要，并且是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制度化推进的重要基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结构回应农业生产中多环节、多层次的现实需求，并且体现了制度经济学中“集体行动”“交易成本节约”与“产权结构优化”的基本逻辑。

当前，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协作实践主要形成了三类典型的组织模式，各具特定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一是“企业+基地+农户”模式，通过企业提供技术与市场支持，农户负责生产，企业统一回收产品与副产物，形成稳定的种养协作链；二是“合作社联合体”模式，多家合作社在区域内联合运营，实现资源共享、技术共用与市场共拓；三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型，通过整合本地土地与养殖资源，推动村域内循环农业一体化发展，增强集体经济收益能力。三类基本模式本质上体现了绿色种养循环农业中“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逻辑。这三种基本模式由企业主导的以市场为导向、以合作社联合体成员互助为基础、以集体经济组织基层治理为支点的制度路径选择。随着绿色种养实践不断积累与制度环境逐步演进，三类组织模式在区域适配性基础上呈现自发融合与互补发展的趋势，未来的制度安排将更趋向于构建“技术—资源—产权”协同的复合型治理体系，以回应农业系统复杂性上升与多元主体共治的内在需求。

（二）制度机制决定协同治理效率高低

多元主体的协同运行依赖制度化机制的保障，其多元主体的协作结构有效运转关键取决于其背后的制度机制是否实现激励兼容、信息对称及利益协调。在绿色种养循环农业中，由于参与主体异质性显著，治理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安排对合作关系的稳定性、预期收益分配与风险防控的调节能力。依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良好的制度设计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契约履行意愿、提高集体行动效率，这一原理在农业协同治理中具有高度适用性。

对于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协同治理有效运行，契约机制是保障协同合作稳定的基本前提。一方面，绿色种养涉及的利益关联环节较多，跨主体交易频繁，契约安排必须明确各方责任、收益权利与风险承担方式，防止“搭便车”或违约行为破坏合作基础。目前，部分地区已推行“粪污回收+产品收购”双合同机制，有效整合上下游关系，增强了合作的稳定性和粪肥还田效率。另一方面，收益分配机制直接影响参与者的行为激励，若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将抑制合作意愿。因此，应建立基于投入比例、生态绩效和市场增值的多元收益分配机制，鼓励绿色行为，保障弱势主体的参与收益。对于循环的高效运行，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是提升协同效率的重要抓手。构建涵盖农业装备、粪污处理设施、绿色认证服务、技术培训与信息发布的共享机制，有助于降低小规模主体的运营成本，强化系统内部的互补性与互惠性。例如，江苏、浙江等地探索建立区域性“种养服务中心”与“粪肥调度平台”，通过数字平台调度粪污资源与农田需求，有效提升了循环效率与资源配置能力。协同治理效率的提升离不开组织结构的搭建，更深层次地依赖于制度机制在信息协调、利益整合及风险约束上的构建。制度机理嵌入的深度与精度则决定了绿色循环种养的运行绩效及可持续性。

（三）组织模式演化趋向系统化协作

随着绿色种养循环农业从试点示范走向区域推广，其组织模式呈现由分散化向系统化、由松散合作向平台化协同演化的趋势。这些趋势体现了农业组织体系从单一生产功能向生态、经济与社会功能融合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协作边界不断扩展，组织关系趋于网络化。协作关系日益超越原来以邻里互助或产业链垂直整合为基础的局部模式，逐渐扩展为跨区域、跨部门、跨所有制的系统性协作。在信息技术赋能与政策导向强化的双重作用下，绿色种养项目中涌现由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平台企业支撑的多中心治理结构，显著提升了资源整合能力与跨界协同效率。与此同时，组织的功能定位也在不断拓展，由单一的生产组织逐步转向兼具服务供给与生态治理职能的综合体，其不仅承担粪污调运、产品营销、技术推广等服务任务，还在环境绩效监测、绿色标准执行等方面发挥制度执行与协同治理的关键作用，呈现“组织—服务—治理”高度融合的功能格局。在此基础上，平台化运营逐步取代传统线性协作模式，成为绿色种养组织演化的核心逻辑。基于数字化与智能化手段构建的协同平台，将资源配置、利益协调、技术共享与信用评价纳入统一体系，实现点状协作向链状联动的系统跃迁。这一转变不仅重构了组织间的治理逻辑，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行透明度与增强组织黏性，持续增强绿色种养循环体系的运行效率与可扩展性。

三、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长效机制构建路径探析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长效机制运行应当要求在生产实践中激发农业经营主体的内在参与动力，更需通过系统化政策工具体系，将绿色行为从“补贴依赖”引导至“市场内嵌”。面向不确定性的风险治理机制与标准化制度体系的同步建设，为绿色种养提供了运行弹性与规范依据，保障其在不同区域与情境下的适配性与稳定性。进一步地，通过探索制度创新的地方路径与场景嵌入机制，有助于将分散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制度模型，实现政策从“点状示范”到“系统集成”的跃升。因此，绿色种养的长效机制建设需要统筹动力激活、风险规避与制度复制三个维度协同推进，推动其从政策倡导走向制度成熟，从局部试点走向广域常态。

（一）内部动能激活与外部激励联动，推动绿色种养循环机制稳定运行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推广与稳定运行，根本上依赖于内生动力的持续激活与外部激励机制的有效嵌入。传统财政补贴虽然在初期推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其边际效应递减，难以支撑长期制度运行。当前亟须构建以绩效导向、市场机制与生态价值货币化为核心的复合激励框架。在激励机制方面，财政补贴、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绿色信贷工具等能够有效增强循环农业的经济吸引力。例如，推动农业碳减排量进入碳交易市场，不仅有助于强化环境治理目标，还可为农户带来实质性的增收渠道。一方面，应基于碳足迹核算、土壤有机质提升等可量化指标，建立与农业碳汇交易对接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行为—经济收益”之间的正向联动。另一方面，绿色信贷、贴息贷款、有机认证奖励等金融与市场工具应与种养模式精准匹配，降低农户绿色转型的机会成本与融资门槛。除此之外，通过支持“生态标签+溢价销售”机制，提升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附加值，形成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正向传导链，进一步释放绿色转型的行为动因。

（二）多维风险调控与标准体系融合并举，夯实绿色治理运行基础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运行目前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既要应对自然气候波动、市场价格波动，又要适应政策调整与环境治理要求的变化。适应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运行的高度不确定性，需要构建一套横跨农业、生态与政策维度的复合型风险防控体系。应完善专属绿色种养保险产品设计，纳入粪污处理失败、绿色产品滞销等新型风险因素，增强农户抗冲击能力；探索发展“绿色订单农业+政府托底”的双保险机制，通过稳定预期降低农户行为的保守性和逆向选择。同时，绿色种养发展亟须制度化规范支撑，建立全过程、分阶段的绿色标准体系。应构建覆盖资源投入、生产过程、产品输出与环境绩效的指标框架，实现绿色行为的可监测、可评估与可问责。在此基础上，推动绿色认证结果与政策补贴、金融评级等政策资源联动，使标准体系成为连接政府支持与市场激励的关键桥梁。

（三）制度试验与政策反馈良性循环，推动治理机制复制与扩散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制度建设不能仅依赖“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更需依托“自下而上”的实践反馈机制，不断调试与演化。在不同自然禀赋、社会结构与产业基础条件下，绿色种养的制度模式呈现高度差异性。因此，应将地方探索视为制度创新的“孵化器”，通过建设“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示范区”“碳农田试点县”等平台，推动制度要素在实践中组合、验证与修正。在政策机制层面，建立示范项目的“评估—复制—推广”链条，将成熟机制向更多区域复制扩散。在知识治理层面，推动建立全国性绿色种养知识平台，整合案例经验、标准模板与技术工具，为不同地区提供适配化的制度设计参考。长远来看，制度试验与政策反馈之间的良性循环将成为推动绿色种养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国统筹的关键制度动力。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农民合作社》期刊2025年6期